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科研处处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新发展阶段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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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正着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2023年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安排》围绕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支撑等作出进一步明确部署。

大体来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应该是“数字包容”，尽量不抛下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体。其间，数字创新应当助力所有群体获取和享受一致的数字信息与服务，推进大中小企业开放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驱动全社会的数字联动。

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新征程上，上海应当把握新一轮数字革命浪潮，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创新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解决数字化进程中的不包容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手段、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构建更加公平、美好与可持续的数字化人民城市。

具体而言，上海要建设的国际数字之都应该“长”什么样？这次演讲，我主要围绕这个问题与大家分享个人的思考。

着力打破资源约束机会约束能力约束

在数字化浪潮中，很多发达国家正积极推进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如英国发布“数字宪章”、日本推进“超智能社会”、新加坡提出“智慧国计划”等。

在大力推进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我国一些大城市也在积极推进数字城市的发展。《2023年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安排》明确提出，推动40个生活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政企共建、社会共享；持续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城市运行生命体征更加完善；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基本建成城市数字底座“1+1+N”框架。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数字技术在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中具有显著优势。但也要看到，数字城市建设还远未达到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相关问题包括：产业数字化跃迁的价值链锁定，城市场景数字化应用的非均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垄断，个体数字化生存的数字排斥，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数字城市和人民城市在建设理念上尚未统一。部分城市注重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和质量，却或多或少忽视了人本价值。

为持续释放数字红利，必须在数字城市建设中更加注重人民性，推进数字城市包容发展。上海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提出地，是我国数字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要求上海在“数字”与“包容”两个维度上不可偏废，着力推进人民城市的数字包容发展。

在这方面，数字创新为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数字不包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包括数字社会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治理创新三个方面。

一个关键是，借助数字网络连接不同城市居民，帮助数字弱势群体通过日常活动参与价值创造与共享，从而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数字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数字信息共享不畅通、数字发展权利无保障等问题，确保数字弱势群体可以公平地实现数字接入。

数字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数字科技的固有特征、不均衡传导以及社会既有结构等客观因素，导致数字权利缺失、数字地位边缘、数字资源匮乏等特征的特定群体。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数字能力贫困”的老年人，也包含因“城市中心主义”偏见和环境改变而难以享受数字科技成果的其他群体。

一般认为，数字化赋能下的社会系统可以打破群体间的资源约束、机会约束和能力约束，缩短弱势群体与数字主流的信息距离，进而改善数字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

上海在建设包容性国际数字之都时，应当充分考虑数字弱势群体的特定需求，帮助其掌握数字嵌入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使城市居民都能平等享受数字城市服务带来的美好生活。

第一，重视数字化推进的人文关怀。

树立“数字人权”与“实质平等”相结合的城市建设理念，以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为重要抓手，尽可能为其参与社会活动、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多元化的帮助。

比如，依托老年大学、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开设“银发讲堂”，帮助相关人群适应数字化生活；推出一批数字素养公开课，提高就业者网上就业的数字意识和能力。

第二，适当保留无数字化区域。

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保留电话专线、引导人员等传统办事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边缘人群逐步融入智能社会，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习惯的群体需求，使得整个城市生态更加多样和包容。

第三，加强数字普惠化改造，降低数字城市生活门槛。

要注重打造友好型数字生活圈，简化数字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流程，引导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广泛对接多元需求。

积极寻求经济利润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数字化时代，城市数据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大量由机器生成的数据和企业行为数据被广泛收集，导致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在线和离线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然而，数据共享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例如，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和算法优势，将大量流量导向其投资联盟的企业，造成数据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由于“数据孤岛”和跨平台沟通的障碍，中小企业并不能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有的甚至面临“原材料断供”的生存危机和“受制于平台”的垄断困局。

数字化对产业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均衡的。例如，在城郊农业种植和粗加工等环节，由于缺乏议价能力，依旧被深深嵌入在已有的价值链低端，数字生存环境更为脆弱。

数字技术创新强调通过数字网络收集、计算、整合和分配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形成以融通发展为特征的增长新路径，为城市发展打造共生共赢的新生态。

数字技术的进步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整套频繁更新的数据库、一系列用于处理新旧数据的先进分析手段，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技术工具可能会加深“数据偏见”，或者仅仅提供短期解决方案来应对长期挑战。因此，数字技术创新需要通过重构数字产业链和数字合作机制等方式来实现融通发展。

一方面，传统产业链由链主企业控制和调节，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的互联互通和去中心化，数字产业链通过分布式技术和智能合约实现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互。中小企业能够更广泛地整合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韧性和灵活性。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极大扩展了传统产业的创新网络。创新活动由固定的线下实体空间、身份明确的企业主导转变为线上和线下结合、实体和虚拟结合、内部和外部结合。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融入产业联盟等产业链治理组织中。

上海建设包容性国际数字之都，既要追求数据分析的技术创新，也要注重数据开放的共享系统。

第一，提升数字技术在中小企业数字权利修复中的作用。

一方面，实施中小企业“工赋伙伴”计划，包括新建一批支持大中小企业创新链融通的共性技术研发和中试平台，开展促进人才融通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专题培训等。引导中小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在城市生产领域的研发创新与融合应用，加速其主营业务在城市基础生产端的渗透。

另一方面，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等数字化建设，积极扩展“下沉业务”投入，在数字城市建设中寻求经济利润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第二，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引导和促进传统行业融入数字产业网络。特别是，增强多元产业的数据分析，不仅会促使城市政府内部讨论，还能鼓励政府外的利益相关者深入思考公平和包容。

第三，以数据联通夯实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基础。

数据是一种可以强化数字垄断地位的战略性资产。要解决平台垄断问题，需在推动数据可携带性、数据互操作性、数据开放性等方面加大督促监管力度。

要利用数据资源的可复制性、低边际成本等优势，积极探索大中小企业共建数据平台，形成数字牵引下的大中小企业生态网络。

形成齐头并进协同发展数字治理局面

当前，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正全面展开。但在实践中，“烟囱林立”“数据孤岛”“重复建设”等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部门、行业等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形成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的局面。

数字治理创新强调通过城市网络治理体系，提高多主体间包容创新合作的效率，解决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合作运行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构建数字社会网络化与治理高效化的智慧城市管理方案。

数字治理创新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实时化等特性，促成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跨界合作，形成基于智能数据和社会包容的自上而下治理方式。

第一，数字治理创新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治理落地。

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推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在民生服务、社会安全、灾害预测、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信息互通，提升政府感知、分析、解决社会需求的效能。

第二，数字治理创新提高政府对接公众需求的精准性。

基于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和便捷化，政府能够更及时地感知人民群众的需求，实现更敏捷、灵活、高效的政府治理。

第三，数字治理创新推动治理流程便捷化。

通过数字政务平台建设来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审批门槛、减少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限，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在国际上，已有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借助数字创新完善了城市治理方式。例如，瑞士苏黎世通过成立智慧城市实验室来统筹城市层面的广泛合作，鼓励国内外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在保护个体隐私的前提下推动治理数据公开，并通过搭建智慧城市项目网站的居民接口，实时报告和吸收来自社会的反馈与建议。

上海建设包容性国际数字之都，既要注重不同部门间的跨界合作与动态调整，也要跟进政策配套措施，实现技术与治理的有机融合。

一要加快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公共服务数字功能性平台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加强职能对接、部门对接、流程对接等环节的规范化，保证业务一体化办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突破客观限制的优势，缩短时空距离，提升互联互通程度。

二要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共享共治共建治理数据库。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向市场和社会简政放权，提升个体、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自治力、协同力，让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改革进程，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三要加强数字治理团队建设，促成数字化应用更新迭代的优化机制。随着大数据及相关技术发展，借助数字孪生手段实现大规模城市治理成为可能，但数字技术人员队伍的缺失或许会成为阻碍数字治理普遍应用的客观困扰。

新形势下，有必要优化数字创新人员、数字管理人员的培养评价制度，积极运用情景模拟对不同人才组合制度进行演练，以增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能力。